马丁·路德是引发新教改革最重要的角色，而新教改革无疑是基督教在过去五百年或十个世纪中最重要的政治、神学和宗教变革，甚至可以说是自东正教分裂以来最重要的变革。

新教改革主要是北欧对天主教会的回应，反映了对天主教会弊端的不满。在北欧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英格兰和德国北部，新教最终成为主流。路德是改革的主要领袖，没有任何人比他更重要，他引发了新教改革所带来的重大政治、神学和军事后果。

路德本人是一位极为虔诚的人。他的虔诚和信仰是无法忽视的。他在大部分人生中都严守天主教，他的罪行并不特别显著。与圣奥古斯丁不同，他并不是一个年轻时放荡不羁的人，他的罪行较轻，他的宗教信仰使他非常容易受到驱使，选择成为一名奥古斯丁修士。成为奥古斯丁修士并不等同于只是成为多明我会士或耶稣会士等其他修道会的成员。成为奥古斯丁修士意味着追随奥古斯丁的传统，路德对奥古斯丁的工作非常了解，他熟悉《上帝之城》和《忏悔录》，以及奥古斯丁的其他神学作品。奥古斯丁强调的人的原罪和神秘的恩典，成为了路德发展宗教信仰的关键，宗教信仰最终成为唯一拯救信徒的手段。

埃里克·埃里克森在《年轻的路德》中讨论了路德的早年生活和他的转变经历。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他对路德决定成为修士的背景做了有趣的分析。在一次雷暴中，路德感到极度恐惧，附近的一棵树被雷击中，这让他在恐慌中发誓，如果他得以幸免，就要成为修士。结果对西方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誓言得到了应验。路德放弃了法律职业，决定献身于上帝，追求圣洁，他选择了一个要求严格的修道会，希望尽可能远离尘世诱惑。这种选择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他后来会如此专注于罪、恩典和信仰的主题，这些主题直接来源于奥古斯丁并在路德这里得到了现代化。

路德以1521年对沃姆斯会议的声明而闻名。当时，天主教会决定处理路德，因为他显然构成了威胁。他被要求撤回被视为异端的言论，并被告知他将失去学术和教会职位，并将遭受异端的命运。路德勇敢地表示：“在这里我站着，我不能别的，你们必须用圣经证明我错了，否则我不会接受。”这是一个极其危险和勇敢的决定。显然，路德拥有强大且独立的良知。如果路德为信仰所做的唯一要求是个人良知和对宗教信仰的全身心投入，那么信仰和个人良知就是救赎的核心。

在写作和发表《95条论纲》之前，路德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圣经，并发表了关于圣经的著作。他对《罗马书》和《诗篇》的评论特别强调了信仰的观念，认为唯有信仰才得以拯救。特别是《罗马书》1:17中提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路德最喜爱的保罗书信。路德看重的是《罗马书》4章，因为它使他能够专注于信仰，排除逐渐进入基督教的行为教义，这在天主教的圣经观中逐渐成为决定性因素。

路德的缺点之一是他对理性的蔑视。他认为雅典的传统会使人误入歧途。他虽然理解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但他认为理性是魔鬼的，学者们通过修辞逻辑的“拼接”使基督教误入歧途。路德试图突破这种逻辑拼接，摆脱亚里士多德传统。尽管如此，他有时表现出对自己思想的不确定性和绝对的自信，他认为自己被上帝的精神所启发。这种自信和不确定性对于外界而言很难评估，有时表现出吸引人和令人不悦的特点。

路德的神学工作庞大而深远。他像许多德国哲学家一样，生产了大量出版物，涉及广泛的圣经文本。我们特别关注三部于1520年出版的著作，因为这些著作展示了路德在面临审判之前的思想发展。这三部著作是《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教会的巴比伦囚禁》和《基督徒的自由》。

《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以德语写成，这是非常不寻常的。这部著作是路德试图结束中世纪的标志。路德主张所有信徒都是神职人员，推翻了精神阶级和世俗阶级之间的区别。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教义，不再需要神职人员来代替信徒寻求救赎或成为基督教共同体的一部分。路德也攻击了教皇对圣经解释的唯一权威，认为所有基督徒都应当能够接触圣经，限制这一权利的做法是错误的。

在《教会的巴比伦囚禁》中，路德攻击了天主教的七个圣礼系统。经过仔细研究圣经，路德认为只有三个圣礼是有效的，其他四个是无效的。这一观点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信徒可以直接接触到上帝的话语的背景下。这一变革彻底改变了宗教的救赎观念，并打破了教会对信徒的控制。

《基督徒的自由》是路德的第三部重要著作，强调了只有神的恩典才能使人得以自由。在他看来，在得到神的恩典之前，人无法获得自由，所有人都被罪恶束缚。这一思想对后来的哲学和政治理论有重要影响。尽管路德自己并没有发展民主政治的观念，但他对西方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他对信仰的重新定义最终促成了政治上的变革。

在宗教改革中，路德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他的思想不仅改变了宗教信仰的观念，还影响了整个欧洲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路德引发的改革促成了思想自由和信仰的多样性，也间接推动了现代民主和人权的发展。因此，尽管路德的宗教改革并没有一举改变一切，但它无疑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